文艺批评｜齐泽克：民粹主义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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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民粹主义的诱惑》一文中，斯洛文尼亚左翼知识分子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民粹主义是某种形式的政治逻辑，任何政治集团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来加强自身的合法化，并剖析了当下民粹主义的现状。他号召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关注焦点从民粹主义转移到真正的问题上来：温和的“理性”立场本身的虚弱性。最后他援引毛主席语录“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强调应当充分利用眼下痛苦又危险，但充满抗争与胜利的战场，以更恰当的方式回应对重大改变的需求，打破欧盟技术官僚与民族民粹主义者的恶性循环。

感谢译者孙柏、海螺社区授权文艺批评推送！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斯拉沃热·齐泽克

民粹主义的诱惑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孙柏   译

关于今天社会运转的状况，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普遍化。第一种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的反犹主义时代：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军事上的失败，曾经由（反犹主义刻画的）犹太人扮演的角色现在是由被体认为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构成威胁的各种外国人群体扮演了——拉丁裔、非裔、特别是穆斯林，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越来越被看做是新的“犹太人”。另一种错误的普遍化是认为，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意图把我们和危险的他者分隔开来的无数多的墙的建立——这当然是真的，但是在这两种墙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区别。柏林墙标志着世界因冷战而一分为二，尽管它被认为是设置了一道障碍使得“极权式的”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人民陷于孤立隔绝的境地，但是它也标志着资本主义并非唯一的选项，一个别样的选择是存在的——虽然它最终失败了。相反，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在兴建的各种墙，恰恰是因柏林墙的倒塌（即共产主义阵营的崩解）而引发的，它们并不代表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分，而是代表着完全内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那种划分。以一个漂亮的黑格尔式的动作，当资本主义战胜了它的外部敌人从而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其中的时候，那种分裂回到了它自身的空间当中。

就第一个普遍化的认识而言，在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和今天反对移民的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i]让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做出的分析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是一种抽象的统治；在其中，这种渗透、掌控和主导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抽象，并不只是由我们的头脑所推导出来的主观抽象，而是主宰着我们的社会现实本身的“客观”抽象，马克思称之为“真实的抽象”（Realabstraktion）。这样的抽象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当中的我们社会经验的一部分。我们直接地经验到我们的社会生活是由超越了再现的不可理解的各种机制所规定的，这样的机制无法体现在任何的个人身上，甚至取代了旧式老爷们的资本家也受到这种超出了他们掌控范围的力量的奴役。毫无疑问，在今天，意识形态的拟人法（prosopopoeia）仍如日中天：市场再次象活人一样开口说话，表达它们对一旦选举失败、不能产生一个继续强制执行财政紧缩政策的政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忧虑”。

（反犹主义刻画的）“犹太人”形象体现了这一抽象，它就象是一位看不见的主人在幕后操纵。犹太人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了，他们欺骗性地装做是我们中的一员，所以问题和任务就是明确地指认出他们（回想一下纳粹为准确辨别种族身份而采取的所有滑稽可笑的措施）。穆斯林不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太过明显而非不可见，他们显然并没有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幕后的操纵者，如果有人从他们的“入侵欧洲”看到某种阴谋的话，那么犹太人一定藏身其后，就象最近斯洛文尼亚一份主要的右翼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所讲的：“乔治·索罗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恶、危险的人之一，他应该为黑种人和犹太人的入侵负责，为欧盟的衰落负责。……作为一个典型的塔木德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是西方文明、民族国家和欧洲白种人的死敌。”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穆斯林和厌恶工作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彩虹联盟，他们会导致“民族国家的瓦解，会把欧盟变成欧洲的美国式多元文化敌托邦（dystopia）。”

乔治·索罗斯

那么有哪些力量反对索罗斯呢？“维克多·欧尔班和弗拉基米尔·普金是态度最明确的政治家，他们完全抓住了索罗斯的阴谋，并且，理所当然地，禁止了他的组织的任何活动。”更进一步，按照这位斯洛文尼亚评论家所说，索罗斯在提倡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上表现得并不一致：

他只是在欧洲和美国才提倡多元文化主义，而在以色列，他却以一种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方式来赞同单一文化主义、潜在的种族主义和一堵墙的修建。与对欧洲和美国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也不要求以色列开放边界、接纳“难民”。他这个伪君子，作为一个塔木德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真是恰如其分。[ii]

抛开这篇文章令人惊骇的直截了当的种族主义不谈，我们可以注意其中的两个特征。其一，它将反犹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结合在一起：对欧洲构成威胁的是难民中的穆斯林群体，但在这一切乱象背后却是犹太人。其二，它所取的立场清晰地表现出欧洲右翼势力的内部冲突：一方面，普金很坏，是对欧洲、特别是相邻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他试图通过阴谋手段瓦解欧盟；而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放任态度的危险，并且非常明智地使他的国家免于被这种危险所侵扰。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特朗普对待俄国的立场的不一致性：当强硬派共和党人持续对奥巴马进行攻击，指责他对普金态度过于温和，容忍俄国军事侵略（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因而危及东欧国家中的西方盟友，而特朗普的支持者现在却号召对普金采取更为宽容、缓和的姿态。这里隐含的问题是：我们是怎样把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联结在一起的？即把传统主义与世俗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和另一个更大的西方及其“反恐战争”所赖以为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对立——自由民主的个人权利和主要体现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对立——连结在一起的？美国新保守派的症候性的不一致就存在于这里：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他们主张对自由世俗主义（堕胎、同性婚姻等）进行斗争，就是说，他们的斗争是以所谓“生的文化”来反对“死的文化”的斗争；另一方面，在国外政治中，他们又极力倡导自由派“死的文化”的截然对立的价值。

在一些较深的、经常是混乱的层面上，美国新保守派认为欧盟才是真正的敌人。这种看法在公共政治话语中还是有所节制的，但在政治话语处于地下的淫秽的重影中，在极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于世界新秩序的极度恐惧中，这种看法却得以爆发（奥巴马暗中勾结联合国，国际势力将会干预美国，并将美国所有真正的爱国者投进集中营，几年前就有谣言称拉丁美洲的团体已在中东地区修建集中营了……）。解决这一困局的一个方案来自强硬派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它通过蒂姆·拉哈耶（Tim LaHaye）及其追随者的著作表达出来：毫不含糊地使第二个对立服从于第一个对立。拉哈耶一部小说的标题指明了这一点：欧洲阴谋。美国的真正敌人根本不是穆斯林恐怖主义者，他们不过是欧洲世俗主义者暗中操作的木偶，后者才是想要削弱美国、在 35 43695 35 15534 0 0 3938 0 0:00:11 0:00:03 0:00:08 3938联合国的主导下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真正敌基督者势力。……从某种方面来看，他们在这一认识上是对的：欧洲不只是另一个地缘政治力量集团，而是最终与民族国家不相谐调的全球视域。欧盟的这一维度提供了理解所谓欧洲的“弱势”的钥匙：在欧洲一体化和它在全球的军事—政治力量的丧失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奇的相互关联。然而，如果欧盟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美国保护的乏力无能的跨国联盟的话，那么为什么美国与之相处并不自在？回想一下当爱尔兰组织对新欧洲条约说“不”的运动时，美国给那些爱尔兰运动势力提供的经济支持……

《公民凯恩》

与这种少数派观点相反，占主导的自由民主派看法仍然是把各种各样的原教旨主义看做是首要敌人，并把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看做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可悲的本土版本。不过现在，这种观点的主流地位受到威胁了：直到最近，仅限于阴谋论的那种边缘观点都还只是在社交媒体上不公开地流行，而现在它正在变成我们公共空间中的霸权立场。特朗普和普金都支持英国脱欧，他们都属于“美国/俄国优先”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阵营，他们都把联合起来的欧洲看做是最大敌人——而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是对的。欧洲的问题是对正受到保守民粹主义攻击的这一遗产保持忠诚，而为了挽救这一遗产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探询特朗普成功的更深层原因。特朗普是双重精神的资本家（the Two-Spirit Capitalist）的绝佳例子，其范式已经由《公民凯恩》呈现给我们了：当凯恩被撒切尔攻击时，大银行资本的代表，他用他的钱投资了一家为底层人民说话的报纸，凯恩回答道：

麻烦的是，您没有意识到您是在跟两个人说话。作为拥有大都会转运公司（Metropolitan  Transfer）82364支股份的查尔斯·福斯特·凯恩——您看，我对我自己持有的股份还是有个大致的概念的——我是同情您的。查尔斯·福斯特·凯恩就是一个恶棍，应该把他的报纸赶出这座城市，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抵制他。要是您能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请您把我也算上，我捐一千美元。……另一方面，我是《问事报》（the Enquirer）的出版商，因此我要向您透露一个小秘密，这也正是我的得意之处——我的责任是，保证本城的正派而勤劳的居民不致于被一批财迷的强盗洗劫一空，仅仅是由于没有人照看他们的利益！我要再向您透露一个小秘密，撒切尔先生。我认为我就是那个人。您知道，我有钱，有财产。如果我不来保护那些丧失了正当权利的人，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些人来保护他们——也许是既没有钱也没有财产的什么人——那可就太糟了。[iii]

最后一句话给出了一条很简明的公式，说明为什么把特朗普当做是代表被剥夺者的声音这一想法是错误的：他的策略性的功能是阻止被剥夺者捍卫他们自己……。所以特朗普远不只是前后不一致那么简单：表现得不一致的东西，正是他的规划的核心内容。对于特朗普胜选的两种反应与这种不一致相呼应，这两种反应都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最终是自我毁灭性的因而必须予以拒绝。一种反应是骄矜倨傲地认为，愚蠢的普通选民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在给反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人投票，从而为特朗普的肤浅煽动所迷惑；第二种反应是号召立即发起反攻（“没有时间再把它哲学化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这很奇怪地响应了特朗普本人的反智立场。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明确地注意到，就和每一次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一样，特朗普正是输送给人们的正是“一个不去思考的理由，一个不必去思考的理由。去思考就是要去考虑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球世界，而特朗普则把每一件事都变得非常、非常简单。”[iv]（当然，正如巴特勒充分意识到的，当希拉里·克林顿把自己装扮得好像对真实政治的复杂性无所不知的时候，她所说的“复杂性”仍然是虚伪的，因为她用这个词只是为了模糊、混淆左派的要求。）

占主流的左翼自由派对特朗普的反应是只会去抱怨民众的狂怒怎样被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所利用，只会去抱怨欧洲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怎样必然导致“政治文化的衰退”——甚至在几年前，富于煽动性的粗俗行为还不会在公共场合被允许，而现在却成了家常便饭，这对我们的民主构成了“近在眼前的危险”。对于民粹主义狂暴的兴起，左派另一个同样可悲的反应是对这一陈旧主题的变奏：“如果不能击败他们，那就加入他们！”——从希腊到法国，在残存的“激进左翼”中正出现一股新的潮流：重新发现民族主义。其观念是，在包围着我们的民众的狂怒中，人民已经觉醒，他们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不满，而被主流大媒体贬斥为危险的转向的东西，其实就是强势回归重新进入到画面中来的阶级斗争。左派的任务就是克服自由派的恐惧并且担负起这种狂怒，将它从右翼种族主义手中接过来重新导向直接的政治经济斗争：敌人不是外国人，而是统治阶级，是金融寡头统治，等等。从这一立场来看，以“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名字来获得指认的两种运动不过是民粹主义的两种形式而已，即回归对政治的对抗性的反建制激情的两种形式而已。（当然，把特朗普这个利用所有法律回路的亿万富翁看做任何意义上的“反建制”者都是荒谬的——但这正是民粹主义的根本性的悖论。）

这两种立场都各有其正确之处：一方面，永远不要低估好的风度在政治中的作用，一篇粗俗的公共演说肯定意味着政治上更深层的方向错误；另一方面，的确，右翼民粹主义狂怒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扭曲形式——就象我们在法西斯主义那里已经看到的那样。然而，这两种立场也都各有其基本的缺陷。对于新兴民粹主义的自由派批评家没有看见民众的狂怒并不是普通人的原始主义的一个符号，而是霸权式的自由派意识形态自身虚弱性的一个符号，这种意识形态已不再能“制造同意”，因而诉求于某种更具“原始主义”功能的意识形态就成为必需。左派的民粹主义的提倡者没有看见“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形式，并不能一会儿试下右翼法西斯主义，一会儿试下左派的什么东西：在它的形式层面，民粹主义已然将敌人设定为外来入侵者，从而否认了内部的社会对抗。[v]⑤出于这一原因，尽管我们当然很清楚民粹主义并不必然会和公共话语解体变成粗话的过程相重叠，然而这里还是存在着某种滑向粗俗的简单化和针对个人的攻击性的民粹主义的自然倾向。

民粹主义左派实在是太快就接受了它的敌人的所有基本前提：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被认为已经过时了，它被当做是“无根的”全球资本及其技术专家统治的金融专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无生命力的对应物而被抛弃，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不过就是主张更富人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哈贝马斯式社会民主派的意识形态而已。这种对民族主义的重新发现，其原因是很明显的：西欧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现在成了倡导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最强劲的政治力量，而同时它也是能够引发真正的政治激情的最强劲的政治力量。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左翼把这块民族主义激情的阵地拱手让给激进右翼，为什么它不应该去“从国民阵线手中收回它的祖国（la patrie）”？激进左翼就不能动员这样的民族主义激情，把它转化为对抗今天全球社会的核心事实——即无根的金融资本越来越不受管制的统治——的工具吗？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个视野，站在被匿名的官僚主义者（他们标志着今天激进右翼的主要特征）剥夺了的国家主权立场上对布鲁塞尔的技术专家们进行批判这一重要事实就变成了左翼爱国主义的理由——在希腊，这就是发生在瓦鲁法基斯与拉帕维萨斯之间的对立：拉帕维萨斯（Costas Lpavitsas）嘲笑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倡议的“欧洲民主运动2025（DiEM25）”，称之为毫无生命力的泛欧洲主义，认为它事先就已承认了敌人的领地。

左翼民粹主义的主要理论提倡者是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vi]：根据她对我们的困境的诊断，左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理性论争和无生命力的普遍主义的非战斗性姿态，是陈旧的激情式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其代表人物就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贝克（Ulrich Beck）、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这种后政治的第三条道路并不能有效地对敌以“我们”反对“他们”的抗辩式逻辑，而象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这样的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成功动员的正是这种抗辩式逻辑；其结果是，要想对抗这种右翼民粹主义的方法就只能是诉求于左翼的民粹主义，在保留民粹主义的基本配套内容（以我们反对他们、以“人民”反对腐败精英的抗辩式逻辑）的同时，它还会填充以左派的内涵：“他们”不是贫困的避难者或移民，而是金融资本、技术专家的国家官僚，等等。这种民粹主义超越了陈旧的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它试图汇集斗争的多样性——从生态到女性主义，从受雇佣的权利到自由教育和医疗，等等，就象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在西班牙做的那样……。然而，这样一个抗辩性的政治化、激情式对抗、反无生命力的普遍主义的种种方案，难道不恰恰正是最常规的吗？难道它不是忽视了隐伏在背景中的最大问题：为什么以前的左派抛弃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抗辩式逻辑呢？

要注意到政治正确对于特殊身份的尊重与反移民者对于他人的仇恨之间所共有的一个特征，这一点非常之关键：他们都害怕一个特殊身份会被全球的世界新秩序所具有的无名普遍性所吞噬。当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指出，他们只想要他们自己的祖国（对于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来说……），性少数和少数族裔想要的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同样的身份权利，然而这一完全虚伪的要求却有它的一个正当性，即都需要超越身份认同的所有形式，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那种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多元化的（种族的、性的、宗教的、合法权益的）在地斗争的观点，它们被认为会通过建立一个它们之间总是脆弱的“平等链条”（借用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说法）而逐渐联合起来。普遍性并不是什么只要经过长期而耐心的发展就最终会浮现的东西；相反，普遍性作为每一次真正的解放历程的起点，作为它的最根本的动机，它总是已经在这里了。

形式上看，问题在于如何将两个轴线联结起来：普遍性对国家归属，资本主义对左派的反资本主义。所有四种可能的联结都已经是现成的了：我们有全球多元文化的资本主义，我们有普遍主义的左派，我们有反全球化的爱国主义左派，我们有地方性族裔/文化“特色”的资本主义（印度、中国……）。这最后一个联结项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它提供的范例说明全球资本主义可以与特殊文化身份理想地共存。此外我们应时时记得，今天由经理人和精英学者们组成的普适阶级所体现的真正的黑格尔式悖论：在每一个共同体（国家）之内，这些精英们在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上都表现为一个与大多数人区别开来的特殊群体：一个纽约的人文学科教授看上去与在巴黎或首尔的人文学科教授而不是生活在纽约史坦顿岛上的一个工人分享着更多的共通之处。跨越了一个个不同国界的普适阶级它的外观形式在其国内是极度特殊性的——普遍性从特殊身份的内部将其分裂。

玛丽娜·勒庞和弗朗索瓦·菲永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关注焦点从民粹主义的大灰狼转移到真正的问题上来：温和的“理性”立场本身的虚弱性。大多数人并不能被理性的资本主义宣传所说服，他们更倾向于去支持民粹主义的反精英立场——这一事实不应被简化为底层阶级的原始主义：民粹主义正确地探查到这种理性思路的非理性，他们的愤怒导向那些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掌控他们生活的无面目的机构，这是十分正当的。从特朗普现象我们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对于真正的左派的最大危险，就是为对抗体现在特朗普身上的巨大危险而接受与克林顿自由派的策略性契约。这一教训会产生长期的后果，因为唐纳德和希拉里的故事还会继续：这部连续剧的第二集，对手戏主角换成了玛丽娜·勒庞和弗朗索瓦·菲永。在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弗朗索瓦·菲永已经被推举为右派的候选人，而且可以（几乎完全）肯定，在第二轮的选举中，只能在菲永和玛丽娜·勒庞之间进行选择，我们的民主已经到达（截至目前）的历史最低点了。纳塔莉·努给黑德（Natalie Nougayrède）在《卫报》她的专栏里写道：“弗朗索瓦·菲永给自由价值带来的威胁，跟玛丽娜·勒庞一样巨大”：

菲永受到普金的公开赞扬并非偶然。这不只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希望在对外政策上与法国总统结为同盟。也是因为普金在菲永身上察觉到了一丝他自己的超级保守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世界观看来，自由进步价值已经把西方社会带向了一种“堕落”的状态，而这就是性政策和移民的结果。我们已看到俄国的宣传是如何把欧洲说成是“基佬洲（Gayropa）”的。[vii]

如果克林顿和特朗普的区别曾是自由建制派和右翼民粹主义狂怒之间的区别的话，那么现在在菲永和勒庞的对垒中这一区别已经缩减到了最小值。两人都是文化保守派，而在经济上菲永是纯粹的新自由派，而勒庞则更加倾向于保护工人利益。菲永代表着现时代最坏的那种联结——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的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结。支持菲永的唯一理由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理由：他正式代表统一欧洲和与民粹主义右派之间的最小距离。在这个意义上，菲永代表着建制自身的内在的堕落——这里就是我们要结束长时期的失败经历而开始撤退的地方。首先，激进左翼必须被牺牲掉，它已脱离了我们新的后现代时代及其新的“范式”了。然后，社会民主派的左翼也被牺牲掉了，也是因为它脱离了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需要。现在，在这个悲伤故事的最后剧集中，温和的自由派右翼本身（阿兰·朱佩[Alain Juppé]）因为脱离保守价值而被牺牲掉了，而如果我们文明世界想要打败勒庞，就必须要争取这种保守价值的支持。这里出现的与老套的反纳粹故事之间的任何雷同都纯属偶然，那样的故事总是讲述，在掌权的纳粹刚开始驱逐共产主义者时我们怎样袖手旁观，然后是犹太人，然后是温和左派，然后是自由核心，然后甚至是诚实的保守派……。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显然放弃投票权是唯一正确的可以做的事情。

今天的自由左派和民粹主义右派双双陷入了恐惧的政治中：对移民的恐惧，对女性主义的恐惧，等等，或是对原教旨主义的民粹主义者的恐惧，等等。这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恐惧进一步上升为焦虑（Angst）：恐惧是对被认为是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构成威胁的外部客体，而焦虑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总想要保护它使之避免引发恐惧的外部威胁）出了什么问题时才出现的。恐惧促使我们去消灭外部客体，而面对焦虑的办法就只有改变我们自身。我们可以尝试去转换本雅明关于怪兽（monsters）在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尚未出生时繁衍的著名论说：当一种秩序实行它的统治时，恐怖和怪兽就会被正常化，但是在过渡阶段，当旧的秩序正在死去而新的秩序尚未出现，恐怖本身就会变得可见，它们会被去正常化，而且，在这样的充满希望的时刻，伟大的行动就会成为可能。

绝不应把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当成一个借口——紧迫性就在于需要时间思考。这里我们不需要担心会违背马克思的第十一条论纲：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太快地想要改变世界了，已经到了需要带有自我批判性地重新阐释世界的时候，检省我们自己（左派）的责任。而这就是当我们处在特朗普胜利的魔咒之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它还只是一系列坏的惊喜中的一个），我们在今天应当去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同时反对失败主义和盲目的行动主义，我们需要（就象列宁说的那样）“学习，学习，再学习”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由民主政治的彻底失败。在他的《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伟大的保守主义者艾略特（T. S. Eliot）评论说：有这样一些时候，选择只存在于异端和非信之间，保持宗教活力的唯一方式就只有进行脱离教会主体的宗派分裂。[viii]这就是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2016年美国大选是对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梦的最后打击，是自由民主派的最后失败，真正想要击败特朗普并挽救自由民主中值得挽救的东西，其唯一方式就是进行脱离自由民主派主体的宗派分裂——简单说，就是把重心从克林顿转向桑德斯——下一届选举将会在特朗普和桑德斯之间展开。

构成这一新左翼规划的要素是相对容易想象的。显然，要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民主赤字”的唯一办法早就应该是通过某种跨国实体来实现的——难道康德不是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看到建立一个以全球社会的兴起为基础的跨民族国家的法定秩序的需要了吗？“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已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ix]然而，这将为我们带来一些人所认为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矛盾”：寻找一种对应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政治秩序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出于结构性的理由而不仅仅归因于经验上的局限，就不可能存在世界范围的民主或一个具有足够代表性的世界政府，那么该怎么办呢？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二律悖反）就存在于一个适合于它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不可能性（同时也是必要性）之中：全球市场经济不能通过世界范围的选举而被直接组织为全球的自由民主。全球经济的“被压抑者”在政治中回归了：旧式的固着点，特定的实体性（种族、宗教、文化）的各种身份。这一紧张界定了我们今天的困境：全球商品的自由流通伴随着社会空间的持续分离——商品流通越来越自由，而人民则被各种新的墙隔离。

特朗普承诺取消克林顿支持的大宗贸易协定，而左派应该给出区别于两者的替代方案，即达成一个新的、不同的国际协定。这样的协定将会建立对银行的控制，这样的协定将会是关于生态标准、关于劳工权益、健康保障、对性少数和少数族群的保护，等等。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教训就是，光靠民族国家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只有一个新的政治性的国际或许那个驾驭全球资本。一位上了岁数的反共产主义的左派曾经告诉我，斯大林的唯一好处就是他真的吓到了庞大的西方势力，我们可以对特朗普说同样的话：他唯一的好处就是他真的吓到自由派了。西方势力当年吸取了教训，并且还很富有自我批判精神地集中克服他们自身的缺点，发展出了福利国家——我们左翼自由派能够做到类似的事吗？

特朗普的获胜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情境，它为一个更激进的左翼创造了机会。现在已经到了为建构一个激进的政治左翼而努力的时候了。——或者，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注释

[i] 这里我借鉴的是阿伦卡·祖潘西奇（Alenka Zupančič）“AIMO”（斯洛文尼亚语）中的观点，见Mladina，2016/2017年度冬季号。

[ii] 引自伯纳德·布尔斯西奇（Bernard Brščič）“乔治·索罗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恶和危险的人之一”（斯洛文尼亚语），见《民主》周刊（Demokracija），2016年8月25日，第15页。

[iii] 引自http://www.dailyscript.com/scripts/citizenkane.html. （译文参考赫尔曼·曼凯维支、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周传基译，北京电影学院，稍有调整。）

[iv] 斯科特·麦克莱奥德（Scott MacLeod）：《全球麻烦：美国哲学家朱迪丝·巴特勒谈美国式粗俗，中东动荡，以及其它形式的的全球危机》，收入《开罗全球时事评论》（The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2016年秋季号，在线见https://www.thecairoreview.com/q-a/global-trouble/。

[v] 关于左翼对民粹主义的用法的概念批评，请见Slavoj Žiž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第六章，London: Verso Books，2009.

[vi] 就其立场的简要陈述，请见尚塔尔·墨菲：“提倡一种左翼的民粹主义”（Chantal Mouffe：“Pour un populisme de gauche”），载《世界报》（Le Monde）2016年4月21日，第22页。

[vii] 纳塔莉·努给黑德（Natalie Nougayrède）：“弗朗索瓦·菲永给自由价值带来的威胁，跟玛丽娜·勒庞一样巨大”，载《卫报》（The Guardian）2016年11月28日，网络版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nov/28/francois-fillon-threat-liberal-values-marine-le-pen-france.

[viii] 见T. S. Eliot,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1973.

[ix]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edited by Lewis White Beck,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 1957, p. 23. （译文见康德：《永久和平论》，收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1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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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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